俞洪喜头发稀疏，脸上写满沧桑，一望而知是个有故事的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不缺少跌宕起伏的经历，都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毅和耐力。有时候和队里的老兄弟老姐妹在一起闲聊，海阔天空。别人会说到自己的孩子，俞洪喜从来不说自己的孩子，这是他的忌讳。

也许是人老了喜欢怀旧，俞洪喜常常会说到几十年前的往事，说到父亲，一个受人敬重的潜水员。可惜，父亲在他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顶梁柱倒了，家里的天就坍了。那以后，母亲靠拉板车养活六个儿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俞洪喜和两个姐姐替母亲分担忧愁，出去拉煤车拉粪车赚钱。粪车，上海人习惯称之为马桶车，一种木箱状的推车。天不亮，俞洪喜和大姐就出门了，大姐把居民家门口的马桶倒进马桶车里。俞洪喜那时候个子不高，只能帮着推车。他几乎每天都企望自己快点长高，只为了能替代大姐倒马桶。他心疼大姐。倒完马桶，还要去清洁公共厕所和倒粪站，这些事俞洪喜全部包揽了。有过那样的吃苦经历，以后的大风大浪都不在话下了。

三个头衔系于一身

   俞洪喜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早起来，俞洪喜就带着他的一帮老伙计，来到金海路金穗路路口维持交通秩序。俞洪喜他们并不是师出无名，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地铁12号线金海路站志愿者服务队。老俞是队长。老俞喜欢把这个称之为“执法”。虽然他心里也很清楚，他的这支队伍并没有执法权，只是说说而已，显得气势豪壮。老俞经常告诫手下的队员，都是一把老骨头的人了，要懂得保护自己，和和气气地劝阻，以理服人。有次在地铁里碰到个逃票的小伙子，一名女队员上前拦阻，那个小伙子习惯性地挥起手臂。老俞把那只手臂架住了，用威严的眼神逼退了那个小伙子。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老俞他们不会与之发生身体冲突，由地铁内的警察去处理。这种事情并不太多，大多数人都服从老俞他们的劝阻，看着那一头白发，都心生敬意。通常要到早高峰过去，老俞他们才会离开。

   回到社区，老俞摇身一变，马上召集起他的另一支队伍，一人一辆自行车，带上“武器”，飞身上车，动作潇洒。你都无法想象，都是60多70多的老头老太了，依然这样英气洋溢，风采映人。小区里的居民开玩笑，说他们是“飞车党”。老俞他们听了笑笑，心里有几分得意，居民的玩笑没有恶意，说明自己依然充满了活力。到了这个年龄，生命力依然旺盛勃发，总是令人羡慕的。老俞的这支队伍，也有个响当当的名称：曹路镇啄木鸟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还是老俞。老俞他们的武器是一把宽口扁铲刀，一只小型喷水壶。他们的任务就是铲除时不时冒出来的小广告黑广告。在此之前，老俞参加镇里的某个活动，碰到镇里的一个干部。那个干部说到遍布大街小巷的黑广告小广告，严重影响到正在开展的形象工程，镇里对此深恶痛绝，可又没有有效的对付方法。老俞笑道，好办啊，铲了就是了。这事包在我身上了。那个干部惊喜交加，想不到当今社会还有自找苦吃的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可以说，铲除牛皮癣的任务是老俞主动请缨讨来的。除了那把宽口扁铲刀是统一由镇里配发的，喷水壶是自己解决的，可乐瓶啊浇花壶啊小水壶啊五花八门。有人以为老俞是冲着报酬去的。其实一分钱也没有的。老俞的很多付出都是零报酬的。

   啄木鸟志愿服务队，和老俞的另一彪人马，可以说是两块牌子，一支队伍。那也是老俞重出江湖后带的第一支队伍：上海浦东老年骑游队第九分队，简称曹路镇骑游队。每次搞活动，出发时30多辆自行车浩浩荡荡，车尾书包架上绑上旗帜，以壮行色。前不久，在老俞的一手策划操办下，骑游队派出六名队员举行了武汉到上海的单程长途骑游。事先老俞通过朋友关系，每个队员只花了50块钱就办好自行车从上海到武汉的便捷托运，然后从武汉一路骑回上海。老俞每天和队员保持微信联系，叮嘱安全。其实老俞也想去的，只是家里一大摊事情离不开。在上海的骑游活动，老俞都是亲自带队。第一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老俞的骑游队十分活跃，马不停蹄，现在几乎把上海的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都跑遍了，最远的行程是到崇明岛。要是过夜，就挑那些最便宜的旅馆，通常是两个人一间房，要是多出一个人来，不会舍得另开一间房，老俞便睡地上。当队长的总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一点不肯马虎的，必须能洗澡。老俞的座驾是儿子小华留下的，一辆变速山地车，已经旧了，依然很拉风。每次出门，老俞都会拍着座驾，默默地说一声：儿子，老爸带你去看风景了。

老俞的儿子不在了。

老俞的儿子12年前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是无法言说的痛。

走出“失独”痛苦，重塑人生

   2004年的那个冬夜，对老俞夫妇来说，是人生中最黑暗最寒冷的冬夜。

   夫妇俩都已经退休了。老俞退休前的身份是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第三分厂的车间主任。那个研究院在四川自贡的富顺县，既是科研单位，也是生产企业。老俞这一辈子都和一种叫聚四氟乙烯的工程塑料打交道。退下来，本来是想叶落归根，回到上海安度晚年的。可是，像他这样的业务能手，生产骨干，注定是身不由己的。很多企业都来挖他。最终，老俞去了海宁的一家联营厂帮忙，那里离上海近些，离儿子近些。那时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到上海了，在一家公司里上班，前程看好。似乎冥冥之中有安排。这天白天，老俞和联营厂做了交接，结清了工资，打算第二天就回上海。

   夫妇俩已经睡下了，手机响了，是儿子的女友小秦打来的。小秦哭着说：“伯父，你赶快回来吧，小华出车祸了。你不回来，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犹如晴天霹雳。老俞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心在往下沉。这是在海宁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一家人就要团聚了。命运的这个恶作剧太残酷了。妻子陈雪芳迷迷糊糊地说，谁呀，这么晚来电话。老俞强作镇定地说，小秦打来的，说小华喝醉酒摔了一跤。妻子是个聪明人，这么晚来电话，事情肯定不会是摔了一跤这么简单。夫妇俩赶紧起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车站赶。到上海，直接就去医院了。儿子还在抢救，不过医生说希望不大。后来同意老俞夫妇俩进去看儿子。儿子身上插满管子，拉他的手没有反应了。老俞和妻子不敢哭，儿子的生命迹象太微弱了，微弱得就像是一缕烟，夫妇俩怕一哭，这缕烟就散掉了。

   亲戚都在往医院赶。俞家三兄弟，只有老俞生的是儿子，两个弟弟生的都是女儿，三房合一子。儿子小华是俞家的独苗，要靠他传承香火的，一家老小都把他当宝贝。老俞的二弟还在路上，还在拼命往医院赶，一路心急火燎地打电话，电话里已经泣不成声了。两个叔叔都疼爱侄子，把侄子当儿子，当心肝宝贝。小华生命的那缕烟没有飘散，依然在顽强地坚持，在等待。等到二叔赶到医院，那缕烟才彻底飘散了。一屋子的人大放悲声。

   人生有三大不可承受的痛：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其中一痛，老俞摊上了。儿子的女友小秦是个重情重义的女孩，每天下了班就赶来陪两位老人，陪了两个月。三个人都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默默地陪伴，最好的交流就是一起以泪洗面。有一天，小秦把俞家的亲戚长辈都请来，在附近的塘桥饭店办了两桌，为老俞庆祝60岁生日。小秦说，她第二天就要回老家了。恋人走了，她无法继续呆在这座伤心的城市了。老俞的妻子陈雪芳和小秦抱头痛哭。举座都流泪。陈雪芳拿出一枚戒指，祖传的嵌宝戒，给小秦。本来是想在儿子结婚那天给她的。小秦哭着说不要，说做不成你们的媳妇我不能要。陈雪芳说，那我就算是送给我女儿的吧。小秦这才哭着收下了。

小秦离开后，夫妇俩更寂寞了。老俞从那以后变得迟钝了，甚至有点疯魔了，似乎灵魂出窍了。他每天到了钟点，就去儿子上班的地方等候，等儿子下班，想象着父子俩一起开开心心地回家。他十分享受这种等候的时光。就像儿子读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学校门口等候，看着儿子从校门口走来，然后父子俩一路说说笑笑地回家。他知道儿子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是不愿意相信，还存着侥幸，还盼着奇迹的出现。说不定，在下班的人流里，儿子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渐渐地，他知道奇迹不会出现了。亲人们的劝慰，居委会干部的关心，慢慢地有了效果。

   有一天，老俞的心里突然冒出一句颇具哲理的话：生活，还在继续。

他知道儿子不会希望他就此沉沦下去，儿子肯定希望父母有一个充实而幸福的晚年。老俞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充实和幸福，那就是投身公益，为大家服务。老俞豁然开朗了，天地广阔了。老俞终于从“失独”的泥潭里走出来了。老俞像是换了一个人，不再魂无所依，不再悲悲戚戚，而是精神抖擞，满面春风，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三个头衔，老俞还是小区的楼组长，还是曹路镇的卫生巡视员，还是居委会的经济监督员。这些都不是空挂的头衔，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

在老俞的带动下，妻子陈雪芳也加入到社区公益的行列里。这个端午节，陈雪芳和几个“知心妈妈”一起，包了一千只粽子，去慰问附近的雷达部队和消防队的官兵。老妈妈也日益变得乐观开朗了。

有一个习惯，老俞这么些年来一直未变。每次出门，老俞都会拍一下座驾，那辆儿子留下的变速山地车，默默地说一声，儿子，跟老爸一起出发喽。老俞的心里不再有凄惶，而是满满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