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的自费留美博士

1944 年, 姚本炤生于战火纷飞的重庆，父亲是黄埔第六期的国军将领。抗战胜利后的1947 年，3 岁的姚本炤随父亲去了台湾。远离故土，漂泊异乡，台湾的风土人情伴随他成长，也给他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记。

1970 年，大学毕业并服完兵役的姚本炤，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抉择，他的选择是美国。他从未想过动用父亲从战场上用生命换来的积蓄，完全凭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资格。与此同时，他也准备与热恋的女友暂时离别，在遥远的国度挥洒青春。他打算在功成名就之后再来迎娶他心爱的女子。即将离别前，他对她说：“你愿意等我回来吗？”女友沉默。姚本炤一向对爱情坚信不疑，但面对沉默，似乎慌了神。片刻之后，姚本炤反应过来，再问：“你等我回来娶你呢，还是愿意跟我一起去美国奋斗呢？”女友选择后者。于是，只有公证，没有仪式的婚礼之后，女友成为妻子。

1970 年8 月，站在纽约闹市的街口，两个年轻人盘算着生活。“口袋里还有75 美元！”姚本炤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提高了音调，语气短促而坚定，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这就是当时他们夫妻俩的全部身家。他们在一个亲戚家借住了两天后就开始了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妻子做假发，姚本炤当搬运工，积攒着在当时并不便宜的大学学费。

那半年多的经历，姚本炤终生难忘，住在与黑人混居的平民窟里，吃着几乎是被美国人扔掉的火鸡翅膀，做着最艰苦的体力劳动……

6 个月后，姚本炤拿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钱——纽约市立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开始攻读有机化学的硕士学位。

那是夜以继日的奋斗。白天，他穿梭于纽约高楼林立的大厦之间送快递，尽情释放青春的能量；晚上读书就是最好的休息和补充，让思维自由地翱翔。他的妻子始终坚持着假发厂的工作，这对年轻的夫妻用中国人特有的坚韧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1973 年，姚本炤拿到有机化学硕士学位后，考取了高分子化学博士奖学金，这在当时的美国也仅有两所大学有资格颁发的学位。姚本炤主攻的是高分子材料动态物性的研发，用现在的话说是非常“高新尖”的前沿科学领域。有了奖学金和较为固定的讲师工作，他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生活开始趋于稳定。

同年的夏天，他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女儿降生了，他成为父亲。但许多年后的今天，他或许才更深切地意识到，做好一名称职的父亲，可能比做一名高分子化学博士或几万人的跨国企业的高管更具有挑战性，更需要智慧和时间。

1978 年，拿到纽约市立大学高分子化学博士学位的姚本炤顺利进入了全世界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销售企业,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文斯·科宁担任“高等科学家”，主攻玻璃纤维粘合剂的研发，这在当时的建筑材料、工业材料和军工领域内有着广泛的应用，是当时全世界最尖端的材料科学。姚本炤在此期间获得了六项发明专利，从“高等科学家”晋升为“资深科学家”，成为行业内的领袖级人物，那一年，他年仅34 岁。

意气风发的跨国高管

1994 年的姚本炤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第二次重要的抉择。欧文斯·科宁为拓展亚太业务决定成立亚太地区生产和销售中心，急需高级管理人才。作为公司高管层中唯一的华人，姚本炤自然成为公司亚太区负责人的合适人选，他从总公司带了一名助手和一名财务，进驻香港，开拓当时几乎一片空白的亚太业务市场。

由于欧文斯·科宁的高分子玻璃纤维建筑材料与当时中国内地飞速发展的房地产行业高度契合，他在广州和上海所开办的两家工厂迅速扩张，与浦东机场、金茂大厦及虹桥开发区的大型合作项目让公司的产品还未生产就已经被订购一空。多个省市的主要领导主动邀请姚本炤和他的企业前去建厂和入驻，先后又在南京和鞍山设厂，并在上海成立亚太材料中心，公司的亚太业务得以迅速展开并进入了高速扩张模式。姚本炤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欧文斯·科宁总部领导的赞赏，进入了公司的核心领导层，参与了公司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工作。

1998 年，中国内地一个工厂就有几千人的规模，但由于核心管理和研发人员大多仍然来自美国，用工成本非常巨大，流动性也大，给公司管理和生产都增加了不少困难。姚本炤决定采取本土化策略，规定公司每名研发人员必须培养一名本土员工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公司的发展从此步入正轨。

由于当时姚本炤为公司制定了用四年时间完成本土化后所有外派员工包括他本人在内都必须回国的规定，当时她的女儿已在计划香港结婚成家，妻子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姚本炤也不愿意违反自己所制定的规定，毅然离开了欧文斯·科宁，加盟美国一年能源公司并负责下属的福建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这同时也是一家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拥有亚州银行等战略投资者背景，摆在姚本炤面前的是对自己能力的又一次巨大挑战。

对民族复兴的期盼，让姚本炤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作为一个中国人，此生只能与国家与民族血脉相连，只有中国才是他最好的舞台和归宿。

把慈善作为生活方式

2000 年，持续不间断的高强度工作终于让姚本炤必须面对每个人生命中最大敌人的威胁，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突然极度恶化，几乎已到了生死边缘。姚本炤是这样向我描述他当时工作状态的：六点起床，上午处理公司日常事务，巡视生产情况，下午接待访客洽谈各种业务，晚上有永远不间断的应酬。由于中美之间的时差，他常常在凌晨两三点接到美国总部的电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身体情况的严重透支无法避免，医生要他选择：“你是要命还是要工作？”于是2000 年的姚本炤正式退休回到美国休养。

回到美国后的姚本炤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对于女儿的思念也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2003 年，当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时他便选择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的绿缘公寓买了房子，举家搬往上海。对于这个选择，我很好奇，为什么不选择离女儿更近的香港或是自己的出生地台湾呢？对此姚本炤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香港人太冷漠，没有人情味，他不喜欢。对于台湾他也感到很陌生，况且当时台湾政治氛围很乱，没有安全感。他选择上海首先是因为他的太太是台湾出生的上海人，岳母特别思念故土，想从美国搬回上海，再加上离在香港的女儿也近了很多。

此时的姚本炤意识到自己需要有所改变，需要选择一种让自己内心得到真正安宁与满足的生活方式。他曾早就在心中埋下的那颗火种蓬勃地跃动，他的选择是慈善，以这样的方式回报社会和祖国，同时也寻求内心的安宁与慰藉。

他和他的太太在香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成立了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帮助中国内地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近几年来基金会相继在云南元阳、贵州山区、四川泸沽湖等地捐建了学生食堂、宿舍、图书馆等项目。他们夫妇俩每年还会与基金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我国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体验生活，亲身感受那里人们生活的不易，向他们捐款捐物。姚本炤说，慈善绝不是施舍，只是一些人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便你今天只是在地上捡起了一张废纸，把它丢在垃圾箱里或是自己遵守公共秩序不乱穿马路都是在做慈善。他说自己至今对待生活仍保持着那种“微微的愤怒”，看到马路上或公园里有人乱丢垃圾，他会冲上前去当着他的面把垃圾捡起来动作很夸张地丢进垃圾桶，他说当他这么做时有些人会表示出尴尬和带有歉意的微笑，有些人会快速走开，最让他愤怒的是竟然有些人还无动于衷。

70 岁的姚本炤每天早晨都会在世纪公园坚持三小时的晨练，他跟所有在晨练中见到的陌生人打招呼、问好、聊天。即便是在世纪公园内整理草坪、维护绿化的农民工也成了他的朋友。夏天，他们夫妇俩会为在世纪公园露天工作的他们发水和毛巾等物品帮他们降暑，冬天给他们发围巾、手套、帽子为他们避寒，所有这些都是在随意和悄悄中进行。流淌在姚本炤血液里的善良流露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似乎与周围的一切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却又让人无比温暖和怀念。

社区五星志愿者

姚本炤2003 年回国在花木街道定居，在社区中结识了一位在街道侨联工作的朋友，从这位朋友处了解到侨联里有很多老人的子女都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老人们有很多出国的机会但苦于不会外语无法交流，他便萌生了在社区里建立英语学习班的念头，方便老人们出国探亲时与人交谈。2004 年，这个想法得到了花木社区文化中心的支持，姚本炤开始在社区里开办一个中老年人英语学习班，后来随着学生数量的逐渐增多，又新开了两个班。开课以来，这个英语口语班在花木地区已为众人所知，颇受欢迎。口语班的课程内容主要针对老年人以学讲、会听为主。姚本炤结合美国的风土人情，举一反三的进行施教，所以学员学起来既轻松又有效，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学会了灵活应用。地铁、厕所、医院……

姚本炤让学员们在所有能用到英语的地方，都要抓住机会开口说话。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一个学员在社区菜场排队买鸭子，排在他前面的是个外国小伙子，轮到他时他怎么跟摊主解释都说不明白。这个老年学员主动上前跟他用英语交流，听明白了原来他是只要买鸭子的四分之一，但实在不知道中文怎么说。老先生与外国小伙流利的英文对话社区居民们都看在眼里，很是羡慕。

不仅如此，姚本炤还会向学员们讲授许多国外的文明礼节，比如打喷嚏的时候怎么做、问路的时候又怎么做等，大家不仅学会了英语，更提高了自身的文明素养。这种独特轻松的教学方法，使口语班的学员水平提高很快，现在他们在小区里碰面时都是用英语进行交流问候，突破了最难的“开口关”。但由于大多数学员年纪偏大、基础差，记性又不好，因此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再加上有些学员常年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英语底子好，只是发音习惯不尽相同，而有部分学员却几乎不会英语，或者是不会开口的“哑巴英语”，因此水平参差不齐，给老师的教学带来不小的难度。为此，姚本炤又想了一些好办法，比如，将不同水平的学员分成几个小组，由水平较高的学员带动水平较低的学员，这样大家都能在学习中得到提高。同时，还组织学员于每周六下午开辟英语角，只要一有空，他就来英语角指导学员，和他们进行交流，纠正他们的发音。

2010 年世博会前，由于全社会对英语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姚本炤的英语学习班几乎要开到了走廊里，满满当当全是人。学员们还自己拿来了各种教材请姚老师教，对此姚本炤几乎来者不拒，最后干脆他教什么内容全让学员来定，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的需求。英语班越办越成熟，不少大学生、公司白领都慕名而来要听姚老师的课。由于他们不像社区里的老年人时间充裕，一般只有周末有空，姚本炤就又和朋友一起在花木街道的香梅花园内建起了英语沙龙帮助大家训练口语。这个沙龙开出后不久就吸引了不少社区内来自韩国、日本等非英语国家的家庭主妇前来共同学习，成为了社区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姚本炤为了保证大家的学习，不但放弃了许多与亲人团聚的时间，而且有时身体不适也坚持来上课，这让学员们很感动。在第一期英语口语班的结业典礼上，全班同学进行了汇报演出，以优良的成绩回报了姚本炤的辛勤付出。典礼上，学员们还给姚本炤及夫人献上了鲜花，并送上了亲手制作的大红“福”字，这令姚本炤很激动，并一再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回报大家，回报社会。

在花木社区开设英语培训班的十年里，姚本炤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2010 年1 月，母亲在洛杉矶病危的通知书漂洋过海放在了姚本炤的面前。他在美国立足后把当时还在台湾的母亲也接到美国尽孝。谁知世事难料，在最该尽孝的时刻他与母亲却天各一方。

他在课堂上与学员们匆匆告别后搭上了去洛杉矶的班机。两周后，他又准时出现在了花木社区英语口语班的课堂上，此时他已经处理完了母亲的身后事，重新成为了一名世博志愿者。

2012 年，其兄嫂在台湾高速公路发生严重车祸，双双身亡，姚本炤强忍内心巨大的悲痛去看望了台湾亲人最后一眼后又回到了课堂。

2013 年的4 月30 日，对于姚本炤来说几乎就意味着他生命的终结，他唯一的、至亲的女儿，因为多年的产后抑郁症，在香港自己结束了生命，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外孙和不知所措的女婿Derek。年近古稀的老人似乎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他坦率地在课堂上对已跟随了他多年的学员们说：“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

几天后，他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封给亲朋好友的公开信，我摘下了这段老人在人生最煎熬时刻写下的文字：“谢谢你们一直对我们的关怀。我们现在很好，余凯文（10 岁），余达文（8 岁）和 Derek 都已经习惯上海了，小朋友们很喜欢他们的新家（在我们的隔壁楼）和新学校。现在比以前乖了很多，尤其是吃饭，他们很喜欢吃我们‘阿姨’烧的菜。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虽然有些操劳和压力，但是也得到许多的快乐和安慰。我们会一步一脚印的往充满希望的未来迈进的。请大家放心并为我们祝福。谢谢。”

姚本炤与我的谈话中有意避开了这段经历，这些都是事后从他的学员和朋友处了解到的。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位老人是如何走出这在我看来几乎是致命打击的，或许他会后悔把女儿带到了他自认为人情冷漠的香港；或许他在反省自己年轻时对女儿的疏于照顾；或许正是他内心始终坚守着的那份正直与善良帮他走了出来，继续着他的社区志愿者生活，帮助女儿抚养两个外孙长大成人；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女儿一定还在某个地方微笑地看着他们，与他们一起感受着天伦和凡俗的幸福。

学员眼中的姚老师

姚本炤的两个学员钱桂华和孙根昌都是居住在花木社区的退休老人，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十年来一直坚持跟着姚老师学习英语。听说有人来采访姚老师的故事，主动找到我要聊聊他们的感受。

与他们的谈话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位老人会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口音地道流利的英文，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便在中英文之间切换，生怕一不留神就跟不上他们的节奏。我知道这都是姚老师多年教学的成果。整个聊天中他们跟我提及最多的词一个是“学识”，一个是“感恩”，他们敬佩姚老师的学识和为人，感谢他多年来无私的教授和奉献。

他们向我介绍了很多姚老师在上课时的方法和技巧，让他们如何从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的老人直到可以跟外国人通畅交流。其实更重要的是姚本炤所传递给他们的一种真正志愿者精神。孙根昌跟我说，姚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过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只要你们还有一个愿意来学我就来教，即使你们只给我一分钱我也不会收。”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当得知姚老师的女婿Derek 要学习中文时，退休前是老师的钱桂华主动请缨，每周两次义务教Derek 中文。当Derek 多次提出要表示感谢时都被钱桂华坚决地拒绝了，她每次都跟Derek 说，跟你岳父所做的事情比起来，这些都太微不足道了。

世博期间，位于花木街道的三元宫坤道院需要对外开放迎接外国游客，急需英文的资料和导游，姚本炤不仅自己带领社区学员参与还拉来了他的朋友充当志愿者。由于其中涉及一些“道教”专用词汇，姚本炤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才得以完成了“三元宫坤道院”的英文介绍和导游录音工作，也为社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以至于姚本炤自己都不记得了，而学员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我跟他的学员谈话时每每说到一件事，姚本炤都会发出“噢”的一声，开始与学员愉快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尾 声

在最后一次对姚本炤先生的采访临近结束时，他跟我谈到了他多年漂泊各地的感受和志愿者精神。他说美国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社会，父母只是养到你16 岁就完成了他们的义务，你想免费上大学就要先去伊拉克打仗；台湾是一个人情社会，地铁上年轻人即使看到空位都不会主动去坐，只有在确认了身边确实没有其他年长的或是需要帮助的人才会坐下；香港是一个讲求效率和利益至上的社会，同时也造就了势力和利益交换的特质，他不喜欢；上海的硬件设施一流，但人的综合素质和对待生活态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他说志愿和慈善的生活方式是在血液里流动的东西而不是任何的组织和安排。志愿者首先应该是自愿的，自愿去做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同时即便你只是自愿不做对社会有危害的事情也是志愿者。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就是贤德的人都是自己先弄明白再让别人明白，而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或许70 年跌宕起伏的人生，让姚本炤渐渐弄“明白”了生活，他自愿将他弄明白的这些东西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弄明白生活的本意。出生时被父亲认为是“五行缺火”的姚本炤或许也不曾想到，会在自己年近暮年的时候，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在社区里传递着他的“昭昭大爱”。

（文/ 王平）